1月22日，蒋经国的遗体从“荣总”医院被移送至灵圆山的“忠烈祠”，并在8天后举行了安灵奉厝大典，李登辉主持了这一典礼，约3000多名宾客及23个特使团为蒋经国祈祷、证道。
蒋经国的去世不仅宣告了他的一生的结束，也标志着台湾进入了“李登辉时期”，这是一个台湾政治的转折点，也是一个“至暗时刻”。
奇怪的是，蒋经国的死前一天，他还召见了国民党秘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会议，身体看似并无大碍。尽管他患有长期的糖尿病，但当天的突然死亡情况让许多人感到疑惑。蒋经国死时，七窍流血，动脉破裂，这让外界猜测是否与他复杂的健康状况有关，或者是否存在他人干预的可能性。
关于蒋经国的死因，社会上有许多猜测。最大的怀疑之一是蒋经国的健康问题；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也日益复杂，是否有人因党内外的敌对势力对他进行报复或打击也值得商榷；更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蒋经国晚年与美国彻底闹翻，拒绝成为美国制约亚洲各国的桥头堡，并与大陆有着较多的秘密联系，这是否与美国的干预有关，也是值得怀疑的。
蒋经国在60年代就被诊断为糖尿病，且是遗传自母亲毛福梅。从那时起，蒋经国便依赖胰岛素，甚至在“荣总”医院安排了两名医生，随时待命监测他的血糖。尽管如此，蒋经国始终不太关注自己的健康，他曾说过一句令医生们十分头疼的话：“我的病由你们控制，吃的东西我自己负责。”
到了80年代，蒋经国已年过七十。糖尿病导致他面部浮肿，行动不便。长期注射胰岛素，使得他的手臂满是针孔，甚至不得不转到腹部注射。由于经常需要验血，蒋经国的耳垂也已经干瘪。1982年，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滑。3月9日，他在出席园山活动时，走上祭坛的台阶时突然站不稳，需要两名随行人员的搀扶，导致活动匆忙结束。
4月5日，他又出席蒋介石的病逝纪念日活动，但在彩排时，由于需要爬上几十级台阶，他竟连这一段短距离的台阶也无法走完。最终，蒋经国决定让孙运璇代为主持，他自己则在慈湖的蒋介石陵寝行礼。
1986年，蒋经国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，医生发现他出现了心律不齐，于是建议为他安装心律调整器，这一举措导致他缺席了4月1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。为了防止外界猜疑，除医生和家属外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一事情。
蒋经国的肠胃功能也非常差，长时间的消化问题导致他经常无法正常排便。一次，他甚至在车上因急需排便而尴尬地发生了意外，但即便如此，蒋经国依然坚持上班，随行人员不得不为他准备额外的内裤换洗。
直到1987年，蒋经国的身体状态愈加糟糕。每当他感到背部和双腿剧痛时，他总会强忍着痛苦出席公开活动。尽管医生建议他使用轮椅，蒋经国始终拒绝。直到后来，他的痛苦无法忍受，才最终答应使用轮椅。岛内的媒体和公众开始关注蒋经国的健康问题，台湾当局也开始公开承认蒋经国健康状况严重下滑。
1987年10月初，在台湾当局筹备“双十节”庆典时，蒋经国的随身医生程寿山为他测量血压时惊讶地发现，蒋经国的血压只有常人的一半，经过多次复测确认这一点。医生立即决定将蒋经国送往“荣总”医院急救，经过紧急输血后，蒋经国的情况才得以稳定。医生还发现，蒋经国的内脏功能严重衰退，甚至有坏死的趋势。只有蒋孝勇和医护人员知情，其他人一无所知。
尽管蒋经国的健康情况严重，仍然在公众面前强撑出席活动。尤其是在“双十节”当天，他在讲台上仅仅发表了170个字，简短的演讲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。评论家李达指出，蒋经国已经78岁高龄，身体状况极差，根本不必再勉强自己出席活动，公众的猜测反而可能更多。
蒋经国与病魔斗争了20多年，糖尿病和相关并发症一直折磨着他。明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，蒋经国依然坚持公开露面，或许正是这种过度的工作和公开露面，导致了他生命的提前终结。
然而，蒋经国的死也引发了台湾政治格局的剧变，党派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。特别是随着民进党在1986年正式成立，台湾的政治气氛愈加紧张。党外势力，尤其是民进党，开始对蒋经国的统治提出挑战，蒋经国在健康和政治压力的双重夹击下，难以承受，最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台湾的政治局势也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蒋经国的死因至今仍然没有确凿的答案，但他在世时的压力和台湾社会的复杂局势无疑加重了他的身体负担。在蒋经国去世之后，台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，李登辉成为新的领导者，岛内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走向另一个高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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